1978年11月，新加坡巴耶利巴机场，气氛有点紧张。李光耀亲自来了，这可不寻常。一般来说，外国总理首相来访，李光耀很少亲自接机，更何况邓小平当时只是国务院副总理。

波音707稳稳落地，舱门一开，74岁的邓小平，穿着米色毛装，精神矍铄地走了下来。李光耀赶紧迎上去，紧紧握手，热情欢迎。这超规格的接待，背后藏着中新两国复杂的关系，也预示着国际局势的微妙变化。

新加坡一直对中国有点戒心。虽然两国文化同源，新加坡华人又多，但自打新加坡独立后，这“同根同源”反而成了个麻烦事。一些新加坡人觉得华人是个负担，担心他们惦记祖国，影响新加坡发展。

这担心也不是空穴来风。那会儿中国正加强跟海外华侨的联系，新加坡华人对祖国的认同感也越来越强。加上冷战时期，东南亚国家都亲美，对华人不太友好，越南甚至直接驱逐华人。

新加坡对华人还好，可这样一来，在东南亚就显得孤立。为了跟周边国家搞好关系，新加坡只好跟中国保持距离，中国也一度认为新加坡是“美帝主义的走狗”。两国关系，就像走钢丝，小心翼翼，互相猜忌。

不过，国际形势的变化，给了中新关系一个转机。70年代，中苏关系破裂，苏联开始在东南亚扩张。

中国面临苏美两大超级大国的压力，需要调整外交策略，争取东南亚和非洲国家支持，来削弱超级大国的影响。新加坡，自然也成了中国争取的对象。中国开始主动缓和关系。1970年，中国大使馆邀请新加坡外交官参加国庆酒会。1971年新加坡国庆，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破天荒地升起了新加坡国旗。这些举动，都表明中国想改善关系。

李光耀也看出了国际局势的变化。他祖籍广东梅州，对中国有特殊的感情。他也明白，中国可以用来制衡其他大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李光耀开始谨慎地跟中国接触。

1974年，中国跟马来西亚建交，同年9月，新加坡也开始跟中国官方接触。两年后，李光耀第一次访华，跟邓小平见了面。这次会面，让李光耀对邓小平的才能和远见佩服不已，也解释了为什么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，李光耀会这么隆重地接待他。

从机场到总统府，李光耀和邓小平一路同行。沿途的景象，让邓小平感慨万千。他回忆起当年去法国留学，路过新加坡的时候，这里还是个脏乱差的地方。现在新加坡的变化太大了，让他惊讶，也让他对中国的经济现状感到有些沮丧，更坚定了改革开放的决心。

下午的正式会谈在内阁会议室举行。邓小平座位旁边，放了个蓝白瓷痰盂，其他人却没有。这是李光耀特意安排的，他知道邓小平抽烟。

在国内开会，邓小平经常一根接一根地抽，但在跟李光耀会谈时，他全程忍着，一根也没抽。这说明双方都很细心，互相尊重，也为接下来的坦诚交流打下了基础。

李光耀开门见山，直接说出了他最担心的问题：“比起苏联，东南亚国家更怕中国，中国广播电台直接向东南亚华人宣传爱国，让他们很有危机感，所以让他们联合起来抵制苏联和越南的可能性很小”。邓小平也直截了当地问：“你想让我怎么做？”李光耀的坦率和邓小平的直接，都展现了政治家的务实作风。

李光耀希望中国停止对东南亚华人进行爱国广播宣传。邓小平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需要时间考虑”。

这回答，既没回避问题，也没轻易答应，体现了邓小平的谨慎和负责。李光耀本来以为这个问题会被敷衍过去，邓小平的认真回应让他很意外，也让他对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有了更深的认识。

李光耀接着问：“中国之前跟越南关系不错，为什么现在要把越南推向苏联呢？”邓小平解释说：“越南一直想建立中南半岛联邦，连胡志明都有这想法。中国给了越南200亿美元的援助，可越南还是把中国看成障碍，越南的想法不会轻易改变，中国也不屑于跟想称霸的国家合作”。

他接着分析：“越南就是个吸血虫，一旦中国停止援助，它马上就会抱紧苏联，可苏联没那么多钱满足越南的胃口，到时候只能把越南推向东欧国家”。邓小平这番话，表明了他对国际局势的深刻理解和长远打算。

李光耀由衷地佩服邓小平，甚至说：“我在想，如果你出生在新加坡会怎么样，我敢肯定你会成为新加坡领导人，而我如果出生在中国，未必能走到今天的高度”。两人还想继续聊，但天色已晚，该吃晚饭了。邓小平笑着说：“别让饭菜凉了”，把话题暂时搁置。

晚宴的气氛轻松了不少。下午主要是李光耀问，邓小平答。晚宴上，邓小平也问了个问题，只是他没想到，李光耀的回答，其实是个“激将法”，需要他用余生来破解。

“祝贺你！你把新加坡建设成了花园城市，能安排我访问期间去居民区、商业区看看吗？”邓小平问。李光耀很痛快地答应了，但他的回答却暗藏玄机：“当然可以，新加坡是小国，取得了一些成绩而已，中国是大国，要是追上来会做得更好，毕竟我们只不过是广东、福建等地没文化的、没田地的农民后代，你们是留在中原的士大夫，两者之间天差地别”。

邓小平听后没说话，这是他吃得最安静的一顿饭。他把李光耀的话记在了心里，把它看作一个挑战，暗暗下定决心，未来中国一定会让新加坡刮目相看。当然，现在，他还需要向新加坡学习。

几天后，在新加坡外交部长李炯才的陪同下，邓小平参观了新加坡最早的公共居民区——大巴窑。他随便走进一户人家，主人热情地招待了这位来自中国的贵宾。邓小平想看看冰箱里有什么，主人就打开了冰箱。

冰箱里满满当当，鸡鸭鱼肉、水果蔬菜、当地特产，看得邓小平眼花缭乱。这让他不禁思考：为什么中国这么穷？为什么很多基本生活用品都供应不上？为什么国内大部分地区还要用票买东西？他已经有了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大概想法，而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，正是他这次来新加坡的重要目的之一。

邓小平在访问期间，重点参观了新加坡的商业区，详细了解了企业的管理和运营方式。他还与李光耀深入讨论了新加坡的外资政策。

通过交流，邓小平了解到外国企业在新加坡开设公司需要缴纳35%的税，并且必须雇佣新加坡本地员工。这一政策不仅增加了政府收入，还有效地解决了新加坡的就业问题。此外，外国企业带来的文化和饮食等元素也促进了新加坡服务业的发展。

新加坡的经验给了邓小平宝贵的参考，但也让他看到了潜在的问题。他意识到，引进外资的过程中，必须注意外国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，必须在保持中国特色的基础上发展经济。

访问结束那天，李光耀亲自送邓小平去机场。这种亲迎亲送，在新加坡外交史上很少见，足以看出李光耀对邓小平的重视。这次访问，让李光耀对邓小平有了新的认识，但他没想到，邓小平即将在中国掀起一场深刻的变革，而这场变革的灵感，一部分就来自于他在新加坡的所见所闻。

邓小平回国后，立即开始了改革开放。他先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，确定了“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”的思想路线，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。

1979年，在“放眼看世界”的号召下，中国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，但跟其他国家的差距还是很大。邓小平注意到，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设立了经济特区，通过减免关税等优惠政策吸引外资，推动经济发展。

经过仔细考虑，他决定在中国也设立经济特区，选择了广东作为试点。1979年4月，他对来汇报工作的广东省负责人说：“在你们广东划一块地搞个特区怎么样？别担心，过去陕甘宁根据地就是特区嘛！不过中央没钱，你们要自己杀出一条血路”。就这样，深圳经济特区诞生了，后来珠海、汕头也加入进来，一起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。

1980年，李光耀夫妇访问中国，亲眼看到了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。邓小平用行动告诉他，中国不仅能追上新加坡，而且可以做得更好。李光耀再次感叹：“小平同志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”。他对邓小平更加敬佩，但他没想到，这竟然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。

邓小平后来带头退休，但他一直关心国家发展，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操碎了心。1991年，他去了武昌、深圳、珠海等地视察，发表了著名的“南方谈话”，解决了困扰中国的“姓资姓社”问题，提出了“不管黑猫白猫，抓到老鼠就是好猫”的精辟说法，为中国改革开放注入了新的活力。

之后，他又为香港回归操劳，直到1997年2月19日去世。

听到邓小平去世的消息，李光耀第一时间到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的灵堂悼念。他很悲痛，默哀、鞠躬，并在悼文中写道：“小平同志是世界领袖中的巨人，他拯救了12亿人口”。

回顾邓小平和李光耀的交往，可以看出，李光耀对邓小平的敬佩，开始是因为他的才能，接着是因为他的人品，最后是因为他的理念。无论是亲自接机、破格宴请，还是在自己对烟过敏的情况下为邓小平准备痰盂，或者用“激将法”激励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信心，都体现了他对邓小平的尊重和认可。